1950年初，陕西西安，杨得志准备回湖南醴陵探亲时，最牵挂的并不是乡亲们会怎样迎接自己，而是那个已经离家二十四年的小山村，还剩下多少亲人。 新中国成立后，第十九兵团从宁夏调往西安，杨得志兼任陕西军区司令员。恰在这时，兵团副司令员兼参谋长耿飚接到调令，准备前往北京从事外交工作。临行前，他请假回湖南醴陵老家看看。 杨得知消息后，思绪也被带回了故乡。耿飚的家在醴陵北乡，杨得志的老家在南阳桥，两地相距约四十公里。时任第二十二兵团司令员兼新疆军区副司令员的陶峙岳，老家在宁乡，也提出同行。 三位将军一起回湖南，在当时颇为难得。醴陵本就是革命传统深厚的地方，杨得志、宋时轮、陈明仁等开国将领都出自这里。只是对杨得志而言，这趟归乡并非普通探亲，而是一次迟到了二十四年的回望。 1926年夏天，十五岁的杨得志离开家乡，到衡阳参加修路。临行那天，父亲送了他一程，姐姐杨桂泗抱着孩子跟在后面。走到一棵大树旁，姐姐停下脚步，抹着眼泪喊：“敬堂兄弟，早些回来啊！” 这一声喊，杨得志记了一辈子。 杨得志原名敬堂，“杨得志”这个名字，是哥哥杨海堂后来替他改的。哥哥没有留下改名的具体缘由，但这个名字伴随他走过了红军时期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，也成为他一生使用的姓名。 杨家早年家境极苦。父亲和叔叔靠打铁养活一家人，十几口人挤在两间并不属于自己的茅屋里。铁锤一下一下落下去，换来的只是勉强糊口的收入。家中孩子多，粮食少，疾病和饥饿随时可能夺走一个幼小的生命。 杨得志年幼时，常听见母亲哭泣。父亲从外面回来，挑子刚放下，便可能听到哪个孩子病死、饿死的消息。母亲悲痛欲绝，父亲却只能长叹一声，继续面对第二天的生计。 他的母亲在生下又一个孩子后，于月子里病逝。那一年，杨得志十一岁。多年以后，他已经记不清自己在兄弟姐妹中究竟排行第几，只记得身边最后留下了哥哥杨海堂和姐姐杨桂泗。 桂泗只比弟弟大两岁多，却早早承担起照料家庭的责任。她替杨得志缝衣做鞋，夏天赶蚊子，冬天把床头焐暖。十几岁时，她嫁人不久便成了寡妇，后来改嫁，日子依旧清苦。 杨得志十四岁那年，曾跟着哥哥步行两百多里去安源煤矿谋生。矿上不肯让他下井，他只能挑煤。哥哥担心弟弟受欺负，也放弃了下井机会，陪着他一起挑。 兄弟俩在矿上干了半年多，挣下的钱竟不够买一张回家的车票。后来，在工友指点下，他们爬上一列运煤火车，坐在煤堆里返回家乡。那段经历让杨得志第一次真切感受到工人的困苦，也见识了工人反抗压迫时爆发出的力量。 回家后，杨海堂去了衡阳修路，并写信让弟弟过去。杨得志到工地后，干的仍是挑夫活，一次能挑起一百六十斤石灰。工头刻薄，活计沉重，可兄弟俩想着多挣一点钱寄回家，只能咬牙坚持。 1927年南昌起义的消息传到工地，工人们谈论起义军，也谈论穷人翻身的可能。工地即将散伙时，一位叫老唐的工友对大家说：“要走，就大家一起走，人多好办事。” 最终，二十多名修路工人一道投奔红军。那是1928年1月，杨得志穿上了姐姐亲手做的鞋，和哥哥一起报名参军。兄弟俩后来被编入不同连队，杨得志又设法调到哥哥所在的部队，并一同走上井冈山。 然而，战乱年代的兄弟情分，往往经不起一场战斗的阻隔。湘南战斗后，部队清点人员，有人问杨得志：“三班长杨海堂呢？” 没有人说得清。 1934年，红军长征经过当地，杨得志特意向乡亲打听哥哥的下落。得到的回答是，几年前失散的红军大多遭到杀害。哥哥究竟牺牲在战场，还是死于敌人的屠杀，始终没有确切消息。 1935年，红军到达陕北后，杨得志照了一张照片。这是他人生中的第一张照片。照片上的他穿着红军军装，头发梳得整齐，神情坚毅。那时的杨得志已经是团级干部，却仍是一个惦记家人的年轻人。 他把照片寄回湖南，还在信中说自己在延安做生意。那时湖南仍处在严酷的白色恐怖之下，红军身份一旦暴露，家人很可能遭受牵连。偏偏照片上的军装，已经说明了一切。 桂泗收到照片后又惊又喜。弟弟还活着，这是多年苦等换来的消息；可她也清楚，这张照片一旦被坏人看见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她把照片藏进茅草屋的墙缝里，不敢给任何人看。 直到1950年，杨得志终于回到家。姐姐从墙缝里取出那张已经泛黄的照片，小心递到弟弟面前，说：“这样的相片，让坏人看见，是要杀头的。” 杨得志这才意识到，当年一次无意的寄信，差点给家里招来灾祸。他对姐姐说：“现在不怕了，坏人让共产党打倒了。” 可话音落下，姐弟俩都没有立即再说什么。桂泗望着眼前已经成为兵团司令员的弟弟，想到的仍是二十四年前那个挑着行李、走向远方的少年。她说：“爹死了，叔叔也死了。叔叔讨饭时，被地主家的狗咬死了。” 这些话，杨得志过去全不知道。姐姐没有责怪，只是反复念叨，日子太长，也太难熬。她问弟弟还记不记得小时候的事，杨得志点了点头，目光停在姐姐饱经风霜的脸上。 那一刻，军装、职务和战功都退到了身后。站在姐姐面前的，仍是那个叫“敬堂”的弟弟；